喜欢TA就送TA去首页！
发表评论
张贻君先生,1941年生,山东济宁人.16岁拜王桂苓先生为师.张贻君先生为山东梆子奋斗了大半个人生,继承和发扬了山东梆子文化,挖掘和整理了传统的伴奏曲牌,对工作一丝不苟,艺...(更多)
张贻君先生,1941年生,山东济宁人.16岁拜王桂苓先生为师.张贻君先生为山东梆子奋斗了大半个人生,继承和发扬了山东梆子文化,挖掘和整理了传统的伴奏曲牌,对工作一丝不苟,艺德高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现退休在家，关心着山东梆子的发展，为山东梆子的伟大复兴出谋献策。 张贻君先生谈山东梆子
张贻君 口述 张文明 整理
从济宁到金乡再到汶上
我生于1941年，自幼视力不好。我８岁那年，父亲为了让我学件本领将来谋生，给我买了把板胡，我就把它当成玩具，无规律地乱拉。我10岁那年，我们村北边的戴姑屯成立了一个剧社，父亲把我送到那里去学艺，我拜张兆朋先生为老师。张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非常的关心、爱护，耐心地教我。两年后，张老师对我父亲：“你给孩子再找个老师吧，我的东西被他学完了。”之后父亲给我联系了济宁市新民茶社（周家茶馆），又把我送到那里去学艺。
当时新民茶社在济宁名气很大，聚集了一大批的专业演员和票友在那里喝茶、唱戏、娱乐。老板是周尚奎，他们一家对我都很好，他的母亲像对亲儿子一样关心我，尚奎哥把我当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给我的温暖至今都令我难以忘怀。在那里我接触了琴师唐玉柱先生、鼓师李克良先生，还有其他的很多老师，从他们那里我都学到很多东西。
当时济宁市山东梆子剧团长占济宁，在逢春园演戏，窦红脸挂头牌，王玉平任主弦。新民茶社离逢春园很近，我经常跑到逢春园，趴在乐队的垮台上听戏、听弦。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师叔王玉平先生，他老人家教给我如何练弓、如何运弓、如何顿弓等等这些技巧。我跟我的师兄乔营才常常蹲在玉平叔的杌桌子底下听弦，回到茶馆里，我俩就拿起弦来自己练习。那时候我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我跟霍本立、肖家成等等好多师兄弟们，每天一大早就一起到城墙上练功去。
我14岁那年，玉平叔和尚奎哥介绍我去了金乡县山东梆子剧团，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在金乡我见到了恩师王桂苓先生，我给他老人家磕头拜师，同时磕头的还有贾同新、翟启祥、文连友。我在那里度过了很愉快的几年，也是收获最大的几年。当时金乡梆子剧团的老艺人很多，像马新贵老师、张广进老师、李天成老师等，他们都在那里，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最让我难忘的是，这些老师们对我都格外地关爱，拿我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我的那些师兄弟们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照我，阴天怕摔倒，下雨怕滑倒，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1960年，中央下发了文件，要求一个县里只能保留一个剧团，金乡有两个剧团，就把山东梆子剧团解散了。我们这些人随之分散各地，有的去了微山，有的去了地区戏校，有的去了省戏校，还有的去了省鲁剧研究院。我被分到了汶上县山东梆子剧团。在汶上我就稳定下来了，一直到退休。
80年代初期，汶上县成立了山东梆子培训班，县里又聘请我去教学生，教了六年后，我就回家安养晚年了。
谈山东梆子的乐师门派
山东梆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乐师分四个门派，分别是蒋门、殷门、高门、段门。四大门派的祖师爷分别是蒋坤峰、殷广菊、高胜山、段兴法。当初蒋坤峰祖师爷在济宁打了一个科班，从这个科班里培养出来的弟子都属于蒋门。我们北路的乐师多数属于蒋门，后来有少数别的门派的弟子也来到这里。殷门的祖师爷殷广菊在徐州打了一个科班，这个科班里培养出来的弟子都属于殷门，他们比蒋门晚一届。蒋门到我老师那一代是第34代，到我这里是第35代，这是从蒋坤峰祖师爷打科班开始算起的。这是谱系是听我的师叔王玉平先生和我的师伯郭啸玉先生说的。
我的老师祖、蒋门第32代传人侯桂荣老先生，跟前有三个有名的徒弟：李林相、崔文香、任珠秀。他们都是有名的上手，昆的乱的，吹的拉的，都是很好的。我老师王桂苓先生拜崔文香师爷为老师，他也跟任珠秀师爷学了很多东西，板胡、大笛上的这些东西，跟他学的不少。
现在山东梆子用的板胡定弦是“36”弦，叫“反工式”，这个“工”，是指过去记谱所用的“工尺谱”的“工”，相当于现在的简谱所用的符号“3”。从前所用的记音符号是“上尺（chě）工反六五一”，对应现在的记音符号是do、re、mi、fa、sol、la、si，即1、2、3、4、5、6、7。“反工式”是36弦，“正工式”就是63弦。一百多年前的梆子戏，主奏乐器的定弦都是“正工式”，“反工式”是在一百年前任珠秀师爷发明的，后来传到河南叫“哄哄”。以前伴奏用“正工式”，演员唱戏的落音是在5上，“正工式”不但不随着演员的声音往下落，反而升高了，跟演员的音域有距离。“反工式”比“正工式”低一个八度，落音比5平，跟演员的音域接近，这样演员唱着舒服，观众也感到好听，所以任珠秀师爷发明的“反工式”就受到演员和观众的称赞，逐渐地被大家广泛采用，代替了“正工式”。这个事情，是汶上县山东梆子剧团的老团长吴宗钦先生告诉我的。
我师伯郭啸玉先生原来是在徐州一代活动，他的老师叫吴春堂。后来啸玉师伯来到济宁，在我们北路地落脚，拜我的师爷李林相先生为老师，林相师爷收他为名义徒弟。啸玉师伯和我老师在艺术上互相交流切磋，合作得非常密切。
缅怀恩师王桂苓
我老师王桂苓先生的艺术水平非常高超，他拉弦果能称得起“圣手”了。他的弦弯是在唱腔里边来的，演员有多少腔弯，他就有多少弦弯；演员的腔弯不重样，他的弦弯也不重样。有很多人去听戏就是专听他拉弦，听得都入迷了，散了戏之后还追他到宿舍里，要跟他学习。
我老师拉弦子使用的花过门很多，但也不是随处用的。窦老曾经给我老师讲：“你那些花过门那么多，那么好听，怎么到我上场一唱就没了？” 我老师说：“像你大红脸，还有黑脸花脸呀，大气磅礴的，我拉弦给你包腔送韵，叫你唱着舒服就行了。那些花过门是伺候小旦小生的，用到你身上显得小家子气，不合适。”
我老师拉过的弦弯也不知道有多少，但他是盲人，不能记录整理。他的艺术创造现在保留下来了一些，都是我师叔王玉平费了很大力气整理下来的。在戏班里，戏码和演员确定以后，经常演这些戏，戏上的腔弯和弦弯也就基本固定了。玉平叔跟我老师在一起的时间长，他又是个有心人，慢慢地就把俺老师的很多弦弯记下来了，有时间了再拉给他听听，让他确证一下。这样，就逐渐地给我老师整理下来了一些东西。
我老师给我们师兄弟传授技艺，很多是在演出实践中进行的。记得我刚去金乡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剧团在平店开《头冀州》，包戏方只要“哭剑”那一折子。可是前场里只有我老师会这个“哭剑”，我们师兄弟几个都不会。我老师就说：“我在头里拉，你们在后边慢慢地跟着撮个音儿就行，撮多少是多少。”就这样把这个戏伺候下来了，我们师兄弟几个也都学会了“哭剑”。又一次，剧团在金乡县城演出《杨景攒御状》，我的师兄翟启祥打鼓，到金殿上杨景唱“泄板”时，我老师对他说：“这个‘泄板’的‘撕边’，你得使出把小鼓打烂的手劲来打。”我师兄就明白了鼓师应该怎样用他手中的鼓条子营造恰切的舞台气氛。
我老师的艺术水平高，这不是轻易得来的。我师叔李心刚跟我说：“你老师当年在黄河边上跟戏班子演出，可是下了苦功啦！”那时候晚上不演戏，我老师晚上去黄河边上练功，一练就是半夜。早上天不亮就起来，一个人到河边继续练功，练横笛、大笛、板胡这方面的技巧。他在练习和演出实践过程中，发现老前辈们传下的东西，有的地方并不太合理，就大胆地进行改革。经他改进的过门旋律，比原来更好听了，更符合剧情和人物了，受到了师兄弟们和广大观众的称赞。比如《头冀州》里“哭剑”的安头，原来是慢板下韵现安，他改成从慢板上直接起，比原来更流畅动听了，后来大家都采用这种安法。这是他的创造，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我老师一拉了一辈子好弦，他对乐器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板胡的规格，他的要求是：瓢壳尺寸是二寸七（相当于现在的九公分半）；上黄香的地方，瓢壳尽量不要鼓肚，因为鼓了肚，马尾离底码高，音容易发虚；弓子的后把不要抬高，平一些比较好；马尾的数量，如果是丝弦或皮弦，至少要五六百根，如果是钢弦，则以四百根或四百多根为佳。对于乐队的组合，他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文场里只有一种弦音不行，需要有高音、有中音、有低音，组合到一起才好听。二胡是56弦，笙属于中音，板胡属于高音，三者结合到一起，效果才好。如果有个大嗡子，那就更好了。”
1976年，我的恩师王桂苓先生与世长辞了。这个噩耗传到我师叔李心刚那里，他既悲痛又惋惜，他对我说：“你老师带走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多的好东西我们还没学到手呢。”心刚叔说的是实话，我老师掌握的太多的东西，我们这些弟子们都没有学下来。现在有很多艺术家和戏曲爱好者对我们几个抱的希望很多，认为我们是王老师的徒弟，能不他的艺术继承下来。其实，我们继承的很少。我的两个师兄（ ）已经不在了，我又是俺老师跟前成绩最差的一个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很少，这是我们永远的遗憾。
金乡、汶上生活忆旧
我刚去金乡的时候，剧团还是私营的，后来才转为国营剧团。在那里的生活了五年时间，金乡的党政领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金乡文化局的局长王宪用，对剧团格外关心，他没事就待在剧团，对剧团的行政情况、业务情况、每个演员的情况等等，都掌握得非常清楚。王局长看到剧团上山下乡，不辞劳苦地为农村观众演出，深受感动，就努力想让剧团转为国营团体。那个时候县委领导都在乡下忙着指挥灭草荒，王局长就拿着一个本子，挨个地去找县长、县委书记，问他们是否同意剧团转国营，同意的就在本子上签字。县领导们说：“这个事情需要开常委会研究。”王局长就说：“你如果同意，就先签上字吧。”就这样，他挨个地请县长、县委书记签了字。灭完草荒以后，县里开常委会，书记县长们对剧团转国营的事情都心里有数了，会上得出一致结论：“这几年剧团上山下乡，各方面工作做的都不错，同意剧团转国营。”宣布结果那一天，王局长高兴得一夜未眠，到剧团里跟演员们一起欢唱庆祝。他让我拉弦，他唱戏，和演员们一样兴奋，一样激动。时过至今，已经45年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忘怀呢？
196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金乡县山东梆子剧团要撤消。那一天，在金乡县小礼堂，县委、县人委召开大会，宣布剧团撤消。魏县长在会上讲话，哭得说不出话来，他说：“我现在宣布同志们所要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奔赴各地以后，要和在金乡县一样，努力认真地对待工作，这样就不亏我们在金乡同事一场，就对得起金乡人民了。”不管是县里的领导，还是剧团的演职员，都抑制不住感情，伤心落泪，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是党的好干部做了桥梁，把我们这些文艺战士和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和党的心联结在一起，离别时刻，怎能不伤心难过呢？
我来到汶上县以后，汶上县的党政领导和剧团的领导，跟金乡的党政领导和剧团的同志们对我一样，都是那么热情、那么温暖。汶上的县委领导和文化局的领导，都为振兴剧团、振兴山东梆子动过脑筋、出过力、流过汗。汶上的县委书记赵志浩和副县长肖龙雪为建立汶上县山东梆子培训班（“小团”）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立了功的。肖县长对培训班的老师和学生们讲：“将来小团一定要胜过大团，青年一定要胜过老年。”县领导对“小团”抱的希望很的，也给师生们很大鼓舞。赵志浩书记是个好干部，他大力支持剧团发展，不到两年时间就把剧团搞上去了。当时剧团上山下乡，巡回演出，成绩斐然，在地区里、在省里都出了名。省广播电台到汶上来录音，剧团到省城去展演，全省有四个剧团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汶上县山东梆子剧团是其中一个。
1963年任汶上县山东梆子剧团党支书的赵书会同志，是一位说真话、办实事的好干部，他进剧团就是一心一意为了搞好剧团。他常对演职员们讲：“舞台上没种着谷子高粱，全靠演戏吃饭。”严格督促演员们刻苦练功，不允许有丝毫松懈。他教育演员们，演戏要一丝不苟，不能出现误场、冒场、笑场、闹场和不到后台就收场的这些不良作风。他用朴实的话来教育演职员，这些从肺腑里掏出来的话，让大家都心服口服，对艺术不敢有任何懈怠。
我这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活中，先后去了好几个地方，接触了众多的老艺人，亲历过山东梆子的兴旺时期，也正面对着山东梆子的衰落。我最大的愿望，是盼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山东梆子的振兴！(取消) 分类：艺术
标签：山东梆子
频道：山东梆子 视频 (更多)
在线播放地址：
html嵌入代码：
bbs ubb 代码：
FLASH视频地址：
Copyright © 2004-2010 我们的生活有声有色 合作联系电话：010 62668979
